翻开各家研究机构的报告，一组对比数据总是格外扎眼。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人均消费支出折合人民币刚过四十三万元，而中国居民的人均家庭支出还不到五千美元。

从总量看，美国全年消费规模约二十一万亿美元，中国大约六点七万亿美元。美国人口只有三亿多，还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却撬动了相当于中国三倍的消费盘子。很多人看完这个对比就得出结论：中国内需疲软，消费能力不行。可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跳出那种把"消费占GDP比重"当作万能标尺的思维。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冯志轩曾在讨论内需问题时反复提醒，政治经济学看问题必须注意抽象层次和语境。

所谓"消费占比过低"，本身只是一个静态的、抽象的数字，它无法说明具体问题。用同一个百分比去对比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福利体系的经济体，就像一个人拿秤称体重，另一个人用卷尺量腰围，非要争谁更胖，没有实质意义。

先看统计口径这一层。美国官方的消费统计里，藏着一项叫"虚拟租金"的东西。

什么意思？如果一个美国人自己贷款买了套房子住，没出租也没收过一分钱租金，统计部门会假设他"把房子租给了自己"，按当地市价折算出应付的租金，然后把这笔完全没有发生的资金流动计入消费支出，顺手也塞进GDP。

相当于每天早上出门前对着客厅喊一句"我把房租交了"，然后记一笔账。一个住在自有住房里的美国家庭，一年就能凭空多出几万美元的"消费"记录。

而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的是实打实的实物交易，大到汽车家电，小到一件衣服、一部手机，每一笔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商品。两套算法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如果换成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画面立刻反转。今年前两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九十三；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折算，2025年中国零售总额大约是美国的一点七倍。

这也印证了冯志轩的一个判断：分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区分不同的消费类型，笼统地看一个百分比是看不出门道的。

再看被计入美国消费的东西里，有多少其实是浪费。美国那边的普遍消费习惯是：T恤买回来穿一夏天，领口稍微松点就直接扔掉换新的；派对上的角色扮演服装拍完照就进了垃圾桶；景区门口买的徒步鞋，走一天觉得脏了脱下来就不要了。

全美调研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成年人承认自己至少偶尔会有浪费性开销，一年丢掉十六亿支一次性笔，人均年产垃圾接近一千八百磅，一个普通家庭每年花在一次性用品上的钱在四百到七百美元之间。这些被扔进垃圾桶的钞票，在统计表上全都算作"消费"。

在中国人的普遍观念里，这本身就是浪费；在美国，它是常态。所以美国那个庞大的消费盘子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垃圾撑起来的。

比垃圾更让人心里发虚的，是债务。冯志轩指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有个内在的脆弱性——资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本身就在侵蚀高利润率的基础。这话放到如今的美国消费图景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到今年六月末，美国消费者债务总规模已经攀升到十八点二五万亿美元；信用卡债务逼近一点二五万亿美元；信用卡逾期超过九十天的比例，从早前的百分之七点六一路蹿到百分之十二点八，短短几个月接近翻倍。

征信机构披露，本轮债务扩张的主力是次级借款人群，低收入者越来越靠借钱维持日常。目前大约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月薪只够覆盖当月开销，个人储蓄率跌到百分之三点五，创下多年新低。这样刷出来的消费数据，账单日一到，逾期率就是答案。

那为什么美国人过去几十年能靠工资撑起可观的消费？这就牵扯到另一层关系——劳动者收入（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与消费者生活成本之间的张力。

发达国家的高人工成本，本质上是它们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的副产品，是在全球产业链里长期占据高端位置换来的。

回顾一下1914年福特汽车那次著名的加薪，日薪从二点五美元直接翻到五美元，同行都以为福特疯了，可结果是员工买得起自家造的车，销量反而飙升，其他厂商被迫跟进，全社会收入水涨船高。

此后美国形成了一套良性循环：技术抬升生产率，生产率带来利润，利润分给员工，员工消费拉动生产，高工资又反过来倒逼企业用技术替代人工。这一整套机制的核心，恰恰对应冯志轩讲的第二个"大道定理"——用提高生产率来化解劳动力成本和生活成本之间的张力。

问题在于，这套循环正在裂开。硅谷的头部公司不再想着靠创新做大蛋糕，而是琢磨怎么用AI把人换掉。仅仅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科技行业就裁员七万八千多人，其中近一半直接归因于AI替代；甲骨文一次性砍掉三万个岗位，Meta今年五月裁员八千人，微软、谷歌、亚马逊紧随其后。

Resume.org的调查显示，六成美国企业主计划今年继续裁员，四成明确表示要用AI替换人，百分之九十九的CEO已经把AI驱动的裁员写进未来十二个月的计划。

企业算的是笔账：AI高效、不涨薪、不请假、不组工会。可被裁掉的人失去了收入，他们贡献的消费又靠谁补上？靠信用卡继续透支？今年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到五十一，连续三个月下滑，同比降了百分之十二点四。沙滩上的城堡，风一吹就露出底子。

看清了美国的水分和裂缝，再回头看中国的情况，很多结论就要重新掂量。冯志轩强调，消费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同样的道理，提高收入也不必然带来消费增长——如果医疗、教育、养老这些基本保障还没托底，多出来的钱大概率会流向储蓄而不是消费柜台。

中国居民之所以看起来"消费占比低"，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把大量资源用在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住房保障、医疗教育这些领域。这些支出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公共/集体消费"的形式让每一个普通人受益。

你坐一次高铁、走一段城市地铁、送孩子进一所公办学校，享受到的都是这种"看不见但真实存在"的消费福利。它不会体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却实实在在托举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再往深里说，冯志轩提出一个更根本的判断：静态地看，投资占比高就意味着消费占比低，两者此消彼长；但动态地看，更高的积累恰恰可以带来更高的消费。这就是他说的第一个"大道定理"。

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研发上的持续投入，换来的是今天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强的生产能力。这份能力反过来压低了商品价格，让普通老百姓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东西——这本身就是消费能力的一种延伸。

至于外界担心的"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会不会冲击别国经济"，冯志轩的回答也很清楚：真正给全球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一方，长期看是在为世界经济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美国这些年为了保护本土制造业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本质上是承认自己在生产端已经跟不上，只能用行政手段抬高进口货价格。可关税一加，美国老百姓的物价跟着涨，工资却不同步涨，最后只能靠透支信用卡来填缺口。

围绕如何提振国内消费，学界的争论一直很热闹，有人主张直接发钱，有人主张扩大投资，有人主张搞福利改革。冯志轩的看法是，这些政策建议其实并不矛盾，关键是分清轻重缓急。

在需求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和国企的投资拉动作用不能被轻视——它是让经济先转起来、循环起来的关键。至于发消费券、以旧换新这些具体举措，各有各的价值，但没有哪一项能单独担起"解决需求不足"的大梁。必须先让经济这台机器良性循环起来，收入预期稳住了，公共保障跟上了，消费自然会水到渠成。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比美国多十一亿人，账面上的消费能力却"远不及"美国？把统计口径的水分挤掉，把浪费文化的泡沫戳破，把债务透支的杠杆卸下，把公共消费的隐形部分算进来，剩下的答案其实很朴素。

美国那艘看上去豪华的消费巨轮，底舱正在漏水；中国这条稳步前行的船，速度不算最快，但每一桨都划在实处。数字上的差距，未必等于生活质量的差距，更不等于未来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