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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资管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流投资机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摆脱对‘爆款基金’‘明星基金经理’依赖，找到突破规模瓶颈、持续创造优良业绩的新路”。

信号已经非常清楚了。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也想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把这叫“去明星化”——好像明星基金经理本身就是病。这个逻辑有问题。

一个基金经理能力强、业绩好，公司给更多资源、更大空间，让他管更多产品——这有什么错？优胜劣汰是行业基本规律，人才往上走、能力溢出平台，再正常不过。该给的激励没给到位，人才当然会用脚投票。

真正的问题就一个：这个人走了，整个公司跟着晃。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去明星，是去明星依赖。

明星依赖的危害在哪？它把一家公司的命运绑在了一个人身上。一个人扛着几百亿规模，几十只产品，所有策略在他脑子里，所有决策经过他一个人。他病了、累了、走了，整条线就断了。更麻烦的是，这种模式天然诱发“造星”冲动——集中资源捧一个人，赌一个赛道，冲一波规模，赚一波管理费。赌赢了公司出名，赌输了持有人买单。

蔡嵩松在诺安那个案子就是极端样本。全仓押注半导体，规模从数亿飙到数百亿，最终因涉嫌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有个误区需要澄清：全仓押赛道本身是投资风格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但利用职务之便搞利益输送、搞违法犯罪，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真正毁掉他的，是他自己踩了法律红线。

那怎么治？

协会给的方向很清楚：平台化、团队制。说白了就是让投资能力长在平台上，别长在某个人脑子里。研究、决策、执行、风控，各个环节分工协作，有标准化流程，有梯队化储备。一个人走了，体系还在，产品照跑。

道理不复杂，做起来不容易。但已经有公司趟出了路。

中欧基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窦玉明提出“资管工业化”的理念。2023年起开始推“专业化、工业化、数智化”投研体系升级，内部管它叫“超级工厂”。借鉴制造业精益生产的思路，把投资全流程拆成设计、生产、组装、检测四个环节，基金经理从“一个人干所有事”变成“总装工程师”——不同专业模块由专人负责，通过标准化流程拼装成完整产品。

我们看到，像周应波、曹名长等明星基金离开，中欧基金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整体表现照常。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欧管理规模9237亿，固收团队61人、多资产团队32人，策略组负责人平均从业18年。

另一个可以研究的样本是华商基金。2025年3月，周海栋离职，管理规模293亿，占公司权益类基金近六成。一个人扛六成江山——这个依赖程度够吓人了。当时市场普遍担忧：华商扛不扛得住？结果呢？公司迅速安排张明昕、张文龙、童立等内部培养的基金经理分头接任。一年后回看，6只基金全部实现平稳过渡，张明昕接手的华商优势行业近一年收益超过114%，排名同类前1%。到2026年二季度，张明昕管理规模突破557亿，跻身全市场主动权益第一方阵，华商非货管理规模回升至2620亿。

这个交接能做成，靠的是投研体系在兜底，不是临时抱佛脚找一个人来救火。华商这些年搭建“金海螺”投研平台，把历史上散落的路演记录、调研纪要、组合推荐全部数据化，把基金经理个人的阿尔法沉淀为公司可复用的贝塔。70多人的投研团队，31名基金经理，精细化分工，跨组协作。周海栋走了，团队还在，方法论还在，研究员还在。说到底，这就是组织能力的体现。

两家路径不同，但骨子里做同一件事：把投资能力从个人脑子里搬到组织系统里。华商靠投研平台化加人才梯队化，中欧靠流程工业化加分工专业化。殊途同归，都是让公司不再被一个人的去留绑架。

所以说，公募行业需要的是“去明星依赖症”，不是“去明星”。优秀的基金经理值得更好的激励、更大的空间。但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命运系于一个人的去留，商业模式本身就是脆弱的。

人走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走了，公司也跟着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