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一边高调邀请中资企业加码投资,一边在镍矿政策上翻来覆去,中方为何选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当面把话挑明?这场围绕矿产、产业链与营商环境的博弈,接下来会怎么走?
一场看似礼节性的高层会晤,把中印尼经贸关系里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之下。2026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
这次会面时点特殊,规格不低,背后所指的问题也相当具体,正是近一年来在两国产经圈闹得沸沸扬扬的镍矿风波。
艾尔朗加表示,印尼将为包括中国在内各国企业投资兴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期待同中方不断拓展“两国双园”等“一带一路”重要合作项目,进一步深化贸易投资关系。针对性很强,因为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恰恰是印尼营商环境的“坑”,让不少在当地深耕多年的中资吃了大亏。
王毅在会见中强调,中印尼作为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代表,发展目标相近、共同利益广泛、互补优势明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相向而行;
并指出中方赞赏统筹部长先生重申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合作,希望印尼为此提供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前半段肯定合作方向,后半段一句“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实际上把话挑到了明面上。
印尼坐拥世界第一大镍储量,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镍消费国,印尼利用政策吸引大量中企到本土建厂,不过今年印尼政府突然收紧政策,利用政策组合拳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溢价”,导致印尼镍矿基准价与市场成交价倒挂,让很多赴印尼投资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以为继。
印尼镍矿资源禀赋丰富,占到全球总储量的42%。在2014年,印尼政府就在筹划禁止未经加工的镍原矿出口,最终在2020年1月起全面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引导外资在印尼本土建厂,最终将产业链延伸至冶炼和新能源领域。禁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着资本落地。
中企顺应这一趋势,在镍矿集中的苏拉威西岛建设矿山、冶炼厂、工业园和港口,将此地逐步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镍铁生产基地之一。
青山集团、华友钴业、格林美、力勤资源、中伟股份、宁德时代旗下邦普循环等企业先后进入投资,投资的范围从火法冶炼不断延伸到湿法冶炼、电池材料乃至动力电池全产业链。这一路走下来,印尼镍产业才真正从卖矿石迈向新能源上游。
2026年初,印尼政府将镍矿生产配额从2025年的3.79亿吨大幅压缩至2.5亿~2.7亿吨,降幅超过30%。配额审批周期也由此前实行的3年期模式恢复为年度审批,政策弹性与不确定性同步增加。
今年4月10日,印尼能矿部正式签署第144号部长令,并于4月15日起生效。新规将镍矿基准价的修正系数从17%大幅提升至30%,并首次将钴、铁、铬等伴生金属纳入计价范围。
这一改动直接抬高了冶炼企业的原料成本,还把原先当作副产品处理的伴生金属也纳入了缴费口径。
印尼从2025年起强制要求资源出口企业将全部外汇收入在印尼国内银行存放一年以上,2026年进一步限定须存入国有银行,并限制可兑换为印尼盾的部分。资金留存、执法收紧、审批复杂化,几项叠加下来,中资企业的运营环境明显恶化。
印尼中国商会总会近日向普拉博沃总统发出一封英文信函,直指该国“镍矿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控诉“过度严格的监管、执法过度”及“官员腐败与敲诈勒索行为”,信函同时抄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旋即引发中国和印尼政商界的高度关注。
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信息,中资企业投入数百亿美元,在印尼兴建矿山、冶炼加工厂、电池厂乃至电动汽车生产线,助力印尼坐稳全球镍产业龙头位置。
去年,中国内地及香港对印尼直接投资总额达181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投资额为49亿美元。可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如今正被政策的不确定性反复消磨。
相关举措已导致镍的生产成本激增近200%,威胁到“几乎所有同类项目的运营可行性”,并且可能对约500亿美元投资,乃至镍产业链约40万个就业岗位造成负面影响。这已经不是几家企业赔钱的问题,而是整条产业链的稳态是否还能维系的问题。
对于中方的关切,印尼国内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普拉博沃承认外资痛点,宣布成立放松管制工作组整治寻租,兼顾外交与国内舆论;
财政部长坚持国家利益优先,体现资源民族主义立场;能矿部长强调沟通畅通,为谈判留有余地。政商各派立场分化,也让政策走向更加难以预判,这才有了艾尔朗加此番来沪时反复重申欢迎中资的一幕。
在艾尔朗加作出上述表态的当日,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行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罗山说,印尼始终保持开放态度,致力于维护稳定、透明和友好的投资环境;近期政策调整的目标是加强产业治理、提升竞争力,并为印尼经济创造更大的长期价值,不会阻碍外国投资,更不是为了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投资伙伴。
王毅指出,中印尼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干扰,双方要带头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共同反对“脱钩断链”,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既没有把话说死,也没有回避核心分歧,而是把营商环境这件事放到全球产供链稳定的大框架下来谈。
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印尼的做法,就是资源型国家进入新阶段的典型反应。这种调整本质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和智利调整锂矿政策、刚果(金)重谈钴矿协议的逻辑一致:资源国从单纯出售资源,转向控制产业链、争夺收益与定价权。
当前镍等新能源关键矿产具备了类似石油的战略地位,掌握资源的印尼拥有了更强谈判筹码。这也是绕不开的现实。
印尼不具备独立推进镍产业链整合的技术和资本,下游化战略实际由中资主导落地,如今印尼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扩大利益份额,处置不当易形成“引资-套牢-收割”恶性循环,且本土企业无法快速填补外资退出后的技术管理空缺,“赶走外资”与“实现产业自主”存在现实鸿沟。
2024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访华期间,双方共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彰显了两国存在合作的政治意愿与战略互信。顶层设计还在,博弈只会发生在具体产业和条款层面。
中印尼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把镍矿合作融入双边自贸协定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就印尼矿业政策的波动问题而言,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建立长期对话机制来提高政策的预期性和稳定性。
尽管中国与印尼合作空间巨大,但切忌好高骛远、盲目大规模投入,更不能忽视对当地语言、营商规则和文化习俗的了解。过去十几年跑马圈地式的扩张模式,正在被更加精细、更加合规的经营方式所取代,这也是这轮镍矿风波留给中资的必修课。
回到7月18日上海那场会晤本身,印尼方面把话说得很客气,中方也把话说得很实在,“公平公正营商环境”七个字,就是这次会面留给外界最清晰的记号。镍矿风波未平,接下来考验的是双方如何在合作与博弈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