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诣远老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后留校工作。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经济学系转入其他学校，留校后的他主要在清华校机关有关部门从事文字工作。1979年，黎诣远进入经济管理工程系，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开拓者。在纪念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特转载黎诣远老师生前的一篇文章（略有删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院经济学科建设的一段历程，也映照出一代学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探路前行的身影。

——编者按

黎诣远在一次毕业生座谈会上

1979年上半年，正在筹建经济管理工程系的董新保老师到校机关找我，要我来系工作。原来，在向校领导汇报教学计划时，副校长何东昌同志问道：“我们既要懂马克思，也要懂凯恩斯，你们讲不讲凯恩斯？”董老师想到，我是清华老经济系的，也许能够讲凯恩斯。

时兴“专业归队”之风，我本来应清华老经济系老师郑堯之邀，准备去中国人民大学，既然清华需要，我更愿意留在清华。

当时，系里安排我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能叫“西方经济学”吗？这个今天不成问题的问题，当初却颇费一番周折。一些好朋友听说我要去教西方的经济学，觉得风险太大，一再好心劝我：“你还是给自己留条退路吧！”但是，我想西方经济那么发达，总有它的道理，还是搞西方的经济学好。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学界对西方的经济学仍持根本否定态度，有关课程叫“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也叫“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我当时感到，叫“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不利于对外交流，叫“外国经济学”也不贴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来自外国）。鉴于国内对“西方”一词已有共识——看似中性，实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就想：可否定名“西方经济学”。我向陈岱老请教，他与闵庆全老师商量以后表示赞成。我又向高鸿业老师请教，他也赞成，但考虑到西方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理论体系，便提出叫“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好。我想，只要不加“资产阶级”这个帽子就行，便高兴地辞谢出门。不料，高老师又马上叫住我：“还是把‘基本原理’四个字去掉，因为基本原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了老前辈的支持，我们就将“西方经济学”正式列入社会主义大学的教学计划，许多院校也以“西方经济学”为名陆续开出这门课程。

同时，在1981年编印国内第一本以《西方经济学》（上册，微观经济理论）为名的讲义。这本包括线性规划、对策论等较新内容的《西方经济学》，也是国内自编的第一本具有中级水平的教材，立即被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院校翻印用作教材，并被1986年张培刚、厉以宁出版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列为参考书目。

1983年，全国文科院校“清理精神污染”，许多院校都撤销《西方经济学》这门课，或者改为专题讲座。在清华的自查中，也有人点名批判两门带“西”字的课程（西方经济学和西洋建筑史），责问“宣扬个人效用最大化，还怎么学雷锋”？但是，校党委书记林克在全校教工大会上明确表示：“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学点西方的有何不可？！”系总支书记邵斌也一再鼓励我：“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我们支持你！”1984年建院以后，经济系系主任董新保和李子奈认定，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决定从选修课改为必修课和学位课，并专门成立西方经济学教学小组，讲员从1人增加到6人，课程类型从1门增加到8门（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一）（二），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讲过一遍西方经济学以后，我脑海里浮现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是否适用中国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在1981～1983年参加叶焕庭老师带队进行的国家科委重大项目——中西德合作广东能源经济模型研究。在建立广东省宏观经济模型过程中，我始终关注法兰克福大学计量经济学专家是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用于中国的，他每提出一个模型方案，我就提请他注意中国的国情。例如，在建立生产函数时，由于忽略体制因素，只用劳动、资本作为解释变量，以致劳动投入系数为负，这显然于理不通。又如，他根据西方经验，利率取决于货币供求，但我国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利率决定货币供求。为了进一步探讨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我又参与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的工作和我国国家、部委、省市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得到的结论是，要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有些原理，在西方争论很大，即使发达国家也不适用；有些原理，即使适用发达国家，也不一定适用发展中国家；有些原理，即使适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情不同，也要因地、因事、因时而异。

然而，就市场经济来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毕竟研究了几百年，而我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十年，运行机制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相似。因此，就市场经济学来说，应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据此，我与海归年青教师合作，对《西方经济学》（上、下册）进行全面修订：主要数据和案例都用中国的，重要原理都有中国资料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资本主义特有规律与市场经济共有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如“经济人”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阶级剥削与超额利润等），也进行初步探讨，概括国内经济理论界的某些共识。

有人说：“经济学无国界，否则，就不是经济学。”众所周知，经济学不可能是真空里的经济学，连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也认为，经济学从来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本来就出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萨缪尔森也在他的《经济学》中译本前言中表示：希望早日看到中国的经济学。

我从自己的经济学教学工作中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经济学教师，必须具备广阔而坚实的业务基础：既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懂得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懂得经济学课堂教学，又懂得经济学科学研究；既懂得经济学的规范分析，又懂得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既懂得经济学的定性分析，又懂得经济学的定量分析。由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三五年时间的努力，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经济学教师，至少需要十年以上，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毕生精力。遗憾的是，我专业归队过晚，往往顾此失彼。例如，我先后花七八年时间用数量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虽然有助于提高经济分析能力，也使课堂教学比较丰富，却影响我及时跟踪世界经济学发展前沿。所以，扪心自问，我至今也未完成一个合格经济学教师所必需的全过程。每当媒体采访我，对我冠以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济学家时，我都坚决要求删去。因为，我所有的那点经济学知识，基本上来自市场，家里的东西不多，谈不上什么“家”，充其量只是经济学者——一个正在学习经济学的人。

编辑：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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