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

张春霖，经济学家。毕业后先后就职于国家经贸委和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领导发表了大量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私营企业发展、企业家精神、政企关系和竞争力创新的报告与论文，并参与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项目，有着深厚的国际发展问题经验。1999年，加入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担任私营部门发展专家；2009年至2015年作为主任专家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领导了对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多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研究；2015年至2019年，回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关注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重建问题。

01

求学：学术转型与国际化

1.您为何选择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和学习收获吗？

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以1987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到1987年开始读博士的9年时间。这期间，我一直沉浸在苏联模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南开经济系强调打基础、读原著，我就下了苦功夫钻研《资本论》，这奠定了我后来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南开的老师们同时也具有国际视野，很早就给我们加开了数学课。南开毕业后，我在1982年-198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专攻《资本论》。1984年底毕业后，我回到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政治经济学基础课。

1985年，我阅读了一些国外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文章。深感这些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非常“接地气”，让我强烈意识到这样的经济学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由此萌生了学术转型的念头。1986年，我听吴敬琏老师来南开作讲座，他分析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各项改革措施如数家珍，我内心深处非常渴望能像他那样深入实际、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1987年，我终于下决心离开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舒适区”，报考了吴老师的博士生，开始了学术转型，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这个阶段，前三年我跟着吴敬琏老师读博士，后面的三年多在英国学习。

吴老师为将我引导上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采取了两个超常规措施。一是要求我放下其他事情，集中全力参加研究生院请外教给开设的英语强化班；二是让我从头研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吴老师十分坚定地认为我要打好基础。后来他为我联系到牛津大学的一个经济学培训项目，给了我一次在牛津学习一年的机会，令我受益终生。

在牛津，我被要求大量的阅读和分析带有数学模型的文献，导师要求必须用白话(plain English)说清楚这些模型的含义，逼得我非搞明白不可。这种训练使我后来经常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高度技术性的经济学道理讲出来，这对我从事政策研究工作非常有用。经过在牛津的训练，我获得了在现代经济学的环境中通过跟踪阅读文献而自我学习、保持不掉队的能力。

从知识角度说，我后来工作当中用到的经济学知识，80%都是1987年以后重新学习的。1987年以前学的东西，最有用的是英语、数学，其次是诸如统计学、经济地理学这样的知识。从能力的角度说，我后来工作中使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有更大的部分是在1987年以前的那个阶段培养起来的。

2. 在英国的海外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吗？您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前往英国学习是我第一次出国开眼界，影响自然是非常大的。概况而言，那几年我感到我变得“国际化”了。比如在学术上，过去我一直都有很大的理论抱负，觉得自己要创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在牛津大学大概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就知道这纯粹是梦想，所以很快就放弃了。这可以说是学术视野方面的一种“国际化”。

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的“国际化”，就是要跳出我们在国内形成的思维定势，走出思想上的“舒适区”，以一种全球性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世界。

说到具体事情，我现在能立刻想到的是我对英国的反对党的认识。我出国之前当然知道他们有执政党、反对党，但那个时候的印象，反对党主要就是专门拆台的，就是等执政党上台以后在底下捣乱，想办法把执政党给搞下来。来到英国后在电视上看他们辩论，我体会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党实际是执政党的一种制衡机制和一种纠错机制，使政治能走在一个大致正确的轨道上，而非过去认为的拆台和捣乱。这两党是平等的。

02

世行：扬长避短、学无止境

1.1999年加入世行前，您一直在国家经贸委参与工作。与国内的工作相比，世行有什么特殊之处吸引了您？

我在国家经贸委工作的时候就很喜欢看世界银行的东西。我觉得当时国内学者虽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很了解，但大部分或者仍然靠传统政治经济学那一套作为分析框架，或者完全凭经验和直觉，没有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尽管理论知识和分析框架是现代经济学的，但大多数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有限，比如就是看看统计数字。只有世界银行的人兼具二者。他们或者常驻中国的，或者有项目在中国，整天跟中国官员学者摸爬滚打在一起，而且他们都是团队工作，其中有从中国招聘的同事协助。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我那时候就特别赞赏。

不过也有一位朋友曾和我说世行的大部分报告，从学界的标准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new knowledge(新知识)，因此也不见得好。我后来认为，他所说的那种学术性的研究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的上游，世界银行给各国政府写的各种政策报告属于下游，其目的是把已有的经济学“知识”转化成可以在特定条件下解决特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我那时候在经贸委之所以喜欢世界银行，就是因为经贸委关注的正是怎么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当然，我后来进一步意识到，世界银行内部也有人做学术性的研究，而且即使是做政策咨询的同事，事实上也一直在关注学术界的研究。学术研究方面的新发现，往往很快会被世界银行的人所吸收，转化成给各国政府的一些适用的政策建议。因为世界银行做政策研究的人都在不停地学习。

2. 您在世界银行工作和在经贸委工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离开国家经贸委，主要是因为“供需不匹配”。经贸委需要的是行政官员。而我作为行政官员跟经贸委的其他同事比起来，行政协调能力是很差的。我的长项是做研究。当然，政府也有专门做研究的部门，但我当时还是喜欢干脆跳出政府部门，比较自由地做研究。

在世界银行就正好跟经贸委的情况相反，“供需匹配”，正好发挥我的长处了。世界银行的专业人员，绝大部分从事的是贷款业务。我所从事的是非贷款业务，主要就是政策研究。在政策研究中，我的工作在微观领域，主要是私营部门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所以我过去以后，基本上仍然是在企业发展的这个领域，但是工作的性质就变为政策研究。这样就正好和我的长处对接上了，同时也不再需要我做行政协调之类的事情。再者，世界银行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我比较喜欢。

3.在世行中，您先在北京办公室工作了十年，之后前往南非比勒陀利亚办公室工作了六年，最后回到华盛顿总部工作至退休，您为什么更换了工作地点？

从南非到总部这个变化很简单，因为世界银行的国际职员被派到驻各国的办公室（country offices）工作都是有期限的，期限过了就需要换工作。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

但是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决策，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家庭。2007年以后，我意识到我的女儿将来是不可能回中国来了。她在国外上过学后不适应国内的体系，换到国际学校后，换来换去很耽误学习，所以2007年我爱人就下决心带孩子到加拿大上，彻底进入了国外的教育系统，将来她就不大可能再回到国内发展了。所以我也就迟早需要转到国外去了。

第二个原因是工作上的。大概在2008年以后，我作为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人们的心气儿已经非常高了，对来自外部的政策建议越来越不那么在意了。过去那种向世界学习的虚心、热情，明显地在消退了。我觉得继续在北京办公室干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再在中国干十年意思不大，不如趁早到别的国家去。这时恰好看到内部的网站上有一个南非的空位比较适合我，我就申请了。

4.除去中国，您还参与了包括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越南、缅甸等国家的国企改革问题研究，对于国际发展，您从事的领域有何重要性和特殊性？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他们的经济当中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国有企业的比重都非常高。而且很多国家，比如缅甸，他们的国有企业的体制非常落后，很多方面大概类似于我们改革前的那种体制甚至更僵化。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也往往是公共财政的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所以改革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越南不一样，越南和中国类似，是转轨经济。但其实最近这些年越南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多方面走得已经比中国更靠前一些了。比如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越南跟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完全接受了“竞争中性”原则。

5.您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什么？

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做政策研究工作如何能取得“结果”（outcome）。世行内部专门有人做“监测和评估”（monitor and evaluation），来评估工作的成果。，比如多少人摆脱了贫困，或者起码是如何促进了经济发展。比如说我们放贷款的同事们，搞了一个发电站，就有拿得出来手的成果。但我们比如说写了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报告提供给某个国家，都很难说出来具体起什么作用了。我们经常就是写了一个报告而已。我们决定不了人家怎么干，甚至有时那个报告本身药方开对了没有，都不敢保证，因为这取决于客户国家有没有让你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做政策研究工作，出“结果”我感觉是最难的。

6.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您感受到的变化和成长有哪些？

绝对有很多成长和变化，尤其是对我这种做政策研究的人来说，世界银行就是一个学习型的机构。世界银行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专业人员，只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叫做F、G、H。我在世行20年，其中有13年是H级，这个级别职员的头衔都有“lead”这个字，意思就是“领头、带领”。就我的工作来说，起码要有本事”领头“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用中国的概念来说，就是做课题组长，带领一个团队，完成比较重大的课题研究，经过严格的内部评审，再交给客户国家的政府或者公开发表。世行内部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内部完全公开而且非常严格。你的报告不能有明显的缺陷，尤其是硬伤。应对之策就是不停地学习。而且因为我的工作性质，研究课题经常变化领域，所以更是需要快速地学习新的东西，学到让人家挑不出大毛病的地步。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牵头做所谓“政策对话“（policy dialogue）,就是带着一个世界银行的专家团队，和某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讨论政策问题。我这种级别的人说的话在自己的领域之内要代表世界银行的水平，不能有失水准，更不能胡说八道。说得不对，就会有同事指出的问题。时间长了，以后跟政府这方面的对话，领导就不放心让你牵头了。所以就必须不断学习。

我在世行工作20年，学了很多新东西。在那个环境中，同事们每天都在互相传哪些东西值得读，每天都守着一个很长的reading list（必读书单），很多东西来不及看。我也切换了一些不同的领域。退休的时候，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么一个可以不断学习的环境。2019年退休时再去回头看1999年的我，简直就是小学生了，什么都不懂。

03

青年寄语：植树育林、胸怀大志

1.当今时代，相比于过去，中国变得更加开放，青年人也有更多机会参与投身到国际组织或从事国际发展。请问您觉得哪些品质和能力是中国青年当前需要培养的？

就我过去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要让自己“国际化”。我说国际化，意思就是从世界去看中国，把自己当成一个所谓“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把中国当成全世界很多国家当中的一个，形成一种全球的视野，用这种全球的视野和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祖国。从信息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记住“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所以我觉得有志于国际发展的年轻人应该起码要有意识地走出“舒适区“，突破所谓“信息茧房“，更多地去了解外部的信息，比如说经常读一些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英文的关于全球发展的东西，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世界银行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同事们来自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和宗教背景。在这种环境中，需要一种世界公民的心态。比如说基辛格去世了，在所谓“简中区”社交媒体上完全是一种声音，但实际上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另一种声音。基辛格是一个评价非常两极分化的人物。再比如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你不能假定所有的人都和你持一样的观点。我所谓世界公民的心态，就是脑子里要这样的敏感性，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是说只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大家需要学会互相倾听、互相包容。

2.近年来，世界经历逆全球化浪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尽管相比您的大学时期，有着更多的选择，但部分同学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较为悲观，更倾向于国内比较保守稳定的职业选择。您如何看待目前国际局势对国际发展的冲击，和青年人普遍的焦虑心态，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我理解你们的悲观，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和国际局势是不是真正值得悲观，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因素，但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未来的走向。而后者正是在中国所有的年轻人手里的。所以中国的年轻人没有理由感觉到悲观、无奈，好像无所作为、只能找一个逃难所把自己保护起来。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所以这个世界的未来也并不是被什么外部的魔力所操控，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并非没有办法。

即使从个人前途考虑，所谓“内卷”也可能会毁掉自己。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觉得这句话包含很深的智慧。内卷的心态就是整天地琢磨着打柴，“我那个柴怎么办啊”，不考虑栽树，也不考虑育林，一门心思就是要打柴。你这样下去，即使现在有柴，再过十年甚至五年你那柴肯定就没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栽树育山，育好了后，就不需要担心打柴的事了。

在我那个时代，我见证过很多非常现实的的人，正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人到后来实际上也并没有实现自己想要的那个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在那个时代有一些本事，可以过得很舒服了，但他们没有学到更新本事的那个本事，所以时代一前进，自己的那个本事就老化了，很快就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

越是专注于小目标，越是不容易实现小目标，越是专注于大目标，实现小目标反倒不是问题。盯着大目标的人们，总是在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素质，积累自己的知识，紧跟着时代的发展。所以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有竞争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经常是不用太发愁的。

相反，整天只盯着小目标的人，往往会忽视对自己的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高、知识的积累，结果往往会逐步落后于时代。举一个例子，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些上海的同龄人考上了北大清华，但为了不放弃上海户口，宁可选择上一个上海本地的二、三流大学。这就是为了小目标而耽误了自己。

功利主义的小目标也的确是一种激励机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去提升自己，但是人的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不是功利主义目标，而是热爱。人一旦热爱什么专业、行业、事业，就会全身心地投入，潜能就会发挥到极致。所以为什么说科技创新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道理就在这里。尤其是科学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好奇心、来自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而不是功利的驱动。

书名：《与国有企业相关的世界贸易规则》

定价：88.00

书号：ISBN 978-7-5217-7784-0

作者：张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