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心脏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老年心衰的综述研究指出，心肌会因各类衰老相关的生理变化发生特异性改变，心衰的终身患病风险约25%，70岁后发病风险急剧升高，同时明确指南推荐药物治疗对老年患者同样有效。

研究指出，男女总体风险相近，但女性更易患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HFpEF），男性则以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HFrEF）为主。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全球超6400万人受心衰困扰。值得关注的是，65岁及以上因心衰住院患者的出院后1年死亡率高达35%，而多重合并症、衰弱、多药联用等问题，进一步加重了老年心衰患者的临床管理难度和疾病负担。

此外，右心衰竭在老年左心衰竭患者中更为常见，且目前尚无针对性治疗药物，成为临床诊疗的一大难点。

实际年龄仅能从一个维度反映衰老进程，部分人群可能出现生物衰老加速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吸烟、饮酒等生活方式因素，或是肾病等其他疾病、化疗等毒性药物暴露等环境因素长期累积所致。

事实上，心衰的特征之一就是心脏的生物衰老表型加速，疾病状态下患者体内衰老相关的关键分子和细胞特征会进一步加重。

尽管仍需更多研究阐明这些特征在不同心衰亚型中的临床意义，现有研究已明确心脏衰老的分子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自噬和蛋白质稳态受损，二是线粒体功能障碍与氧化应激；三是慢性低度炎症（炎性衰老），且炎症与HFpEF的关联更为紧密；四是细胞衰老与不确定潜能的克隆性造血（CHIP），细胞衰老分泌的促炎因子会加剧心脏重构，而CHIP在70岁以上人群中发生率高达40%，其相关突变会使心衰发病风险增加25%，尤其与HFpEF发病密切相关。这些机制相互作用，加速心脏的生物衰老，最终诱发或加重心衰。

尽管这些与衰老相关的发病机制十分关键，但目前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尚未针对这些机制进行干预。但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仍是老年心衰治疗的基石，其疗效在老年人群中与年轻患者一致，包括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和SGLT2抑制剂四大核心药物，即使是75岁以上高龄患者，也能从这些治疗中获得显著获益。

老年患者因合并症、低血压、肾功能不全等问题，更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且常需调整剂量，但研究强调，药物治疗初期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是治疗获益的标志，而非停药指征，临床应在评估耐受性的基础上尽量优化药物剂量。

对于器械治疗，研究提出需采取个体化决策：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二尖瓣/三尖瓣缘对缘修复术等瓣膜介入治疗，因手术风险低，特别适用于高龄高危老年患者，能显著改善其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对符合指征的老年HFrEF患者仍推荐使用；而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的植入则需充分考虑患者的合并症和风险，尤其80岁以上或存在严重合并症的患者，需先优化药物治疗再评估指征。此外，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的出血风险因抗栓方案优化有所降低，或为老年终末期心衰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老年心衰的临床管理还需关注特殊要点：

一老年尤其是高龄患者中HFpEF占比更高，且心脏淀粉样变等衰老相关病因更为常见；

二是洋地黄类药物（如洋地黄毒苷）在合并或不合并房颤的老年HFrEF患者中仍有应用价值，在患者合并低血压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老年患者及肾功能不全患者使用此类药物时，需格外谨慎，避免用药过量。由于洋地黄毒苷（digitoxin）的代谢清除对肾脏的依赖性远低于地高辛（digoxin），更适合老年肾功能不全患者；

三是需兼顾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于衰弱、认知功能下降的老年患者，应将生活质量提升与生存期延长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研究特别强调，姑息治疗应尽早纳入老年心衰患者的管理体系。

该研究指出，目前老年心衰的临床证据仍存在缺口，多数临床试验未纳入高龄、合并多种疾病的老年患者，未来需开展更多针对老年人群的研究，探索靶向心脏衰老机制的新型治疗手段，如自噬激活剂、线粒体保护剂、衰老细胞清除剂等，为老年心衰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方案。同时，加强危险因素管控（如高血压、肥胖、糖尿病）、重视一级预防，是降低老年心衰发病率的关键措施。

来源：[1]de Boer RA, Abdellatif M, Bauersachs J, Roger VL. Heart failure in the elderly: epidemiology,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Eur Heart J. 2026 Feb 28:ehag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