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则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让一桩理财资金失踪案引发了高度关注。

根据报道，2018年6月，北京某公证处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账户内购买的1.8亿理财产品到期后只剩44万。期间，客户经理上门五年，送的都是加盖公章的假对账单；案发后，银行称涉案人员一人“精神失常”失踪，一人已离职，想就此脱清干系。

银行想推责，是完全可以想到的。这些年来，类似案件并不少见，银行大多以各种借口推卸责任。尤其涉及个人犯罪的，都会用刑事替代民事逃脱责任。

只是，面对银行的不负责任，地方法院似乎也没能站在公平公正角度审理案件，而是用所谓的“先刑后民”，明显偏向于银行。

就本案来看，当公证处起诉要求银行兑付本息并赔偿损失时，一审、二审法院竟然均以“涉嫌犯罪、先刑后民”为由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

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只要涉及银行的案件，明明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致，为什么法院都会站在银行一边，而不考虑客户的利益呢？如此审判，不是在帮银行，而是害银行，会让银行的监管水平越来越差、内控机制越来越薄弱。

事实也是，银行的业务，不是民间借贷，也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需要中间手续，也没有什么审批程序。

银行在办理业务时，需要经过多道程序。尤其像涉及上亿资金这样的大额资金交易，就更需要程序极其规范。那么，大连银行有没有这样的内部管理程序和监管机制呢？如果有的话，为什么5年时间都没有发现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呢？

很显然，大连银行的内部管理是非常薄弱的，内控机制也是很不健全的。发生客户资金被侵犯的问题，就绝对不只是犯罪嫌疑人的问题，也包括银行的管理失控问题、监管成为摆设问题，银行必须承担责任。

正因为银行在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样的案件，就不能套用“先刑后民”审理方式，而必须“刑民同步”与银行“先行赔偿”，确保客户利益不受损害。

殊不知，频繁的银行推责和法院判决不公，会让企业和居民对银行、对法院的信任度下降的，会对银行的信用和法院的公信力产生质疑的。在具体案件上，银行是案件当事人，客户也是案件当事，地位平等，权利和责任也相同，不能因为银行强势，就可以置客户利益于不顾，不能因为银行强势，法院就在案件审理时偏向于银行。

就此起案件来看，最高法院能够最终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也是对地方法院的一次提醒和警示。因为，对金融案件的审理，需要维护金融企业的权利，也不能损害客户的权利。权利必须对等，地位必须平等，审判必须公正。

联想到近日媒体报道的，内蒙古朱女士等11人，将220万元资金存入银行，结果被银行工作人员违法转走并挥霍，法院也是用刑事替代民事方式，认为银行方面没有责任。可见，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确实存在着不能公正对待案件双方当事人现象，必须予以纠正。

也正因为如此，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依据目前地方法院在处理金融案件时的行为，做出更多司法解释和规范，明确银行在这类案件中的责任，而不是动辄悬空客户权利。这样的行为，不是法院和银行应该发生的，也不是法治建设应当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