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工厂仓库里，一排排电动汽车正等待交付。大洋彼岸，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基金经理的屏幕被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实时数据填满。这两个画面，分别描绘了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在产业发展战略上日益明显的分野。正如《瞭望》新闻周刊所指出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正经历“去工业化”困境，国内产业脱实向虚导致增长动能疲软。

01 时代分野：两种路径的清晰对照

21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产业发展图景。

一个路径清晰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经历了激进的“去工业化”过程，将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国内经济重心转向金融、科技等虚拟经济。

经济“空心化”成为这些国家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向外转移，导致物质生产在国内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另一条路径同样明确：中国始终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尤其是制造业。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一，但国家仍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视为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成果显著。从2020年的26.6万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33.6万亿元，仅“十四五”期间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量就预计达到8万亿元，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

02 美国困境：产业空心化的多重代价

美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如今却面临制造业基础被削弱的严峻挑战。

这一进程的直观恶果是制造业产业体系出现严重损坏。以波音公司为例，这家美国制造业的标杆企业，如今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来生产飞机零部件，其本土制造能力已大幅下降。

产业大规模外迁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美国国内制造业投资不足，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空心化破坏了创新的土壤。学者指出，美国当初的设想是“把利润率高的研发环节留在国内，把不挣钱的制造环节迁出”，却忽视了研发创新往往紧密跟随制造的产业规律。

历史提供了警示。19世纪中期，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金融中心，因工业资本大举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工业生产下降和技术进步放缓，最终被美国和德国超越。

03 中国选择：固本强基的战略定力

与美国的产业转移路径不同，中国始终将实体经济视为立国之本。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中国不仅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更在多个前沿领域取得突破。

中国对实体经济的重视有其深层次原因。首先，制造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主阵地，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创新往往发生在“实验室与工厂的碰撞之中”，中国希望将这种碰撞留在国内。

其次，制造业为国家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岗位，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制造业物流总额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接近90%，一旦物流出现问题，将引发上下游产业的连锁反应。

此外，从国际经济竞争的角度看，制造业是未来世界各国抢占科技、贸易乃至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核心阵地。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外部形势，|..|o2n8h.HK|8#|t8k.o2n8h.HK|..|3n4.o2n8h.HK|3@|l1f.o2n8h.HK|..|2d2.o2n8h.HK|。。保持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

04 资本流向：市场激励下的不同选择

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在两种经济结构中展现出不同流向。一项覆盖1998-2020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性资本“逃逸”至虚拟经济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政策层面正在努力引导资本回归实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实体经济产品（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实际利润率普遍偏低。这种利润率的非对称性，是导致资本“脱实向虚”的重要市场动因。

面对这一挑战，中国近年来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进行矫正。例如，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有效投资。仅在2025年前7个月，就有超过670万辆汽车完成以旧换新，12类家电以旧换新销售超过1.1亿台。

中国还加大力度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2025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下调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

05 数字赋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在坚守制造业根基的同时，中国正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推动产业升级。全国已建成超过3.5万家基础级、7000余家先进级、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2025年8月，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17.7%和13.1%，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2.9%。这些数据表明，实体经济正在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2025年前7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5%，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均接近40%。

中国实体经济正从“大”到“强”转变，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升级。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产业竞争力，也吸引了更多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06 美国对策：制造业回流的挑战与局限

面对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在努力推动制造业回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四任总统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

基础设施老化是制约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据统计，美国约三分之一的桥梁需要进行翻新或维修。制造业用工成本同样令人担忧，美国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是新兴市场的6-8倍。

拜登政府通过了基础设施法案、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试图刺激高端制造业投资，但对低端制造业回流的效果有限。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任期，政策进一步转向引导资本回流传统能源和金融领域。

2025年初的数据显示，|5%|0k3.o2n8h.HK|..|8l0.o2n8h.HK|9^|04x.o2n8h.HK|..|lp8.o2n8h.HK|1!|eo5.o2n8h.HK|。。约20.6%的美国工厂因劳动力不足而限制产能。预计到2033年，半数制造业岗位将面临空缺。这种结构性困境，使得美国制造业回流面临严峻挑战。

07 未来图景：两种模式的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产业发展上的不同选择，将继续塑造各自的经济前景。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重建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则需要避免过早的“去工业化”，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对于中国而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意味着需要在多个方面持续发力。首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其次，强化政策导向，围绕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梳理汇总产业、科技、财政、金融、人才等政策工具，使各类政策协同发力。

再次，扩大国际影响力，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同时增强品牌国际化运营能力。

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升级潜力。2025年8月，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8.1%、9.3%，均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实体经济不仅在规模上保持稳定，而且在质量和结构上持续优化，这正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关键所在。

当美国钢铁城匹兹堡闲置的钢厂前长满荒草时，中国山东的智能工厂里，机械臂正以毫米级的精度组装着出口全球的工程机械。这不仅是两个工厂的命运分野，更是两个大国对经济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

制造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创造多少GDP，更在于它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土壤，为亿万劳动者提供了岗位，为国家经济安全筑起了屏障。今天中国将制造业视为国之根基，如同德国将“工业4.0”视为立国之基一样，是对历史经验与未来趋势的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