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卢梦雪 北京报道

理财收益随市场波动属常见现象，但银行间同业理财出现亏损乃至本金难以收回的情况却较为罕见。雅安农商银行、河南舞钢农商银行、青海西宁农商银行3家银行正面临这样的棘手问题。

近日，广州农商银行（01551.HK）披露的重大诉讼情况显示，因“安心回报262号”理财产品相关纠纷，该行被上述3家银行起诉，涉及标的金额约1.26亿元。

《华夏时报》记者从接近上述3家银行的相关人士方面了解到，“安心回报262号”系广州农商银行发行的一款同业理财产品，这款原本预期年化收益4.5%的3年期理财产品，因底层资产中的债券违约，至今未能兑付。

陷入诉讼拉锯战

“产品到期的时候，（广州农商行）才和买了理财产品的几家农商行说没办法兑付，原因是底层资产里有一项资产出现了违约。”接近该案件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得知兑付出现问题后，几家银行的负责人还曾到广州农商行了解情况，无果后，陆续选择了起诉。

从披露的信息来看，3家银行与广州农商银行的诉讼都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雅安农商银行最先提起诉讼。2022年5月，该行要求广州农商行支付其购买的“安心回报262号”的本金及利息合计6025.14万元。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作出一审判决，广州农商银行被判令向雅安农商银行支付3632.56万元。其后，广州农商银行就该判决提出上诉。2024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已于2025年6月开庭，现正等待判决结果。

2023年，河南舞钢农商银行也提起诉讼，要求广州农商银行返还或移交该行的理财产品资产。但在2023年12月开庭时，舞钢农商银行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广州农商行按现状返还或移交理财产品资产3166.63万元，并要求后续收益按年收益率5.7%计算。

然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舞钢农商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且判决案件受理费20.01万元由舞钢农商银行承担。舞钢农商银行于2025年8月提起上诉，并于同年9月进行二审庭询，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

青海西宁农商银行是最晚提起诉讼的银行，于2024年7月1日发起诉讼，要求广州农商银行支付本金及理财收益、律师费，合计约3362.26万元（计算至2024年1月31日）。该案已于2025年3月进行第三次开庭审理，现尚未出判决。

“现在法院正考虑把3家银行的案件做并案处理，广州农商行主张相关资产管理机构也应承担责任，所以几家银行也在考虑在后续诉讼中追加第三方为共同被告。”相关人士表示。

第三方与管理人责任待划分

案件涉及的第三方是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志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顺风光电投资（中国）有限公司4家企业。

记者注意到，在河南舞钢农商行和西宁农商行的诉讼中，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都曾向4家公司发布公告，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向几家公司公告送达相关诉讼材料。

几家第三方公司与广州农商行在相关诉讼中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11月12日，《华夏时报》记者曾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广州农商行，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但有相关农商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相关沟通中，广州农商行自称“产品管理人”，将资产管理职责归予第三方公司。“安心回报262号”底层资产是债券和质押式回购之类的银行资金类业务，一般来说会比较稳健，但由于底层资产里一只信用债无法兑付给广州农商行，因此导致广州农商行也无法按约定兑付理财产品。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广州农商行在产品到期前就已经得知了这笔资产无法兑付的情况，但并没有及时告知我们，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得非常迟滞，影响了我们的决策时机。”相关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扬向《华夏时报》记者分析指出，这类案件的责任划分，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委托理财合同的条款约定是基础，需先明确被告银行（广州农商行）在合同中的法律定位：是仅承担“产品发行、募集”义务的发行人，还是同时负有“资产筛选、投后管理、信息披露”义务的管理人。如果合同明确约定资产管理职责由第三方基金公司承担，且被告已向原告充分披露管理人身份及权限，那么合同约定将成为责任划分的核心依据。另一方面，即便有合同约定，也不能免除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比如《民法典》中委托合同项下的忠实义务、善管义务，以及《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这些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

相关诉讼案件对广州农商行有何影响？广州农商行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截至2024年年末，其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未决诉讼案件共3宗，涉及标的金额约1.26亿元，与本次公告中披露的3家银行的涉及标的金额一致，同期该行披露的诉讼的预计负债为9005.3万元；截至2025年6月末，广州农商行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未决诉讼案件共4宗，涉及标的金额约2.08亿元，与本次公告披露的情况一致，同期该行诉讼的预计负债为8505.3万元。

业绩承压，高管频变

有相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行在2016年购入“安心回报262号”理财产品，封闭期1年，产品在2019年到期。

记者注意到，在此前后，广州农商行多位高管被查。2019年8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被查；2020年7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市管副局级）以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20年4月，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因涉嫌受贿、行贿被提起公诉。

2019年，广州市纪委监委在对广州农商行的巡视结果中表示，广州农商行“从业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靠啥吃啥”问题明显。

而近两年，广州农商银行也不太平。据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2024年，曾任广州农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的易雪飞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从业绩上来看，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整体呈下降趋势，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资产总额14164.25亿元，营业收入110.20亿元，同比减少2.35%；净利润17.22亿元，同比减少18.73%。

资产质量上，自2020年以来，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0年至2024年，其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1%、1.83%、2.11%、1.87%和1.66%；同期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4.85%、167.04%、156.93%、164.63%和184.34%。

其中，2024年该行转让完成一笔债权总额为145.92亿元的不良资产包，对降低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计提额带来了积极影响。

资产质量下行也对资本充足水平形成拖累。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10%、10.56%和13.40%，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

广州农商银行成立于2009年12月，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17年6月在香港挂牌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