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兰台。

在美国媒体人乔·史塔威尔看来，20世纪五十到九十年代活跃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巨富，几乎都属于“教父式”商人。

史塔威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亚洲从事新闻工作，曾为《经济学人》的商务情报部门撰写过多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

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专注于香港及东南亚华人巨富的书籍，并在书中用“教父”一词来描述这群商人。

这个词并非指他们与黑社会有关系，也不是批评他们的冷酷无情。作者解释说，他使用“教父”这个称号，是因为这些商人的商业传奇和家长制的管理风格非常相似：他们不仅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和控制欲，还以家族为核心，建立了庞大的血缘和利益网络。

这种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在很多细节中都能看到。

例如，“糖王”郭鹤年主持董事会时，曾公开斥责已近五十的儿子，叫他“滚出去”，让在场的外部董事感到非常尴尬。

再比如那些庞大的家族：陈弼臣的长子陈有庆活跃在香港的金融界，而他的儿媳则是泰国的科技部长；印尼的企业家黄奕聪据说有七个妻子和四十多个孩子；菲律宾商人郑周敏在2002年去世时，留下了十四个子女，由女儿郑绵绵接替他管理亚洲世界集团。

这些华人巨富的社交圈也非常复杂：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与执政三十多年、影响力巨大的苏哈托关系极为亲密；来自福建晋江的陈永裁则是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重要资金支持者；陈弼臣掌管盘古银行时，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常常是他的座上宾。

更有趣的是，史塔威尔专门开辟了一章，揭示了李嘉诚所谓“终身工作”的真实面貌。

当时，许多华人富豪喜欢强调自己“每天工作24小时”，并且生活非常节俭。

但是，这种所谓的“24小时工作”，与普通工人理解中的“24小时”是完全不同的。

书中揭示，李嘉诚早上吃完早餐后，常去高尔夫球场边打球边谈生意；中午回公司“午休”，而不是处理公事；下午，他通常会和合作伙伴在半岛酒店一起喝下午茶；晚上，他则多参与商务宴请；饭后，他会去会所和同级别的商人们打扑克。

这个圈子名气太大，以至于被香港媒体称为“大D会”——“大D”是扑克牌游戏“锄大地”的意思。

这里并不是要批评李嘉诚，而是想说明：大老板们所说的“全天候工作”，本质上是将社交、宴请、球赛、牌局和商务谈判融为一体。而普通劳动者的“全天候工作”，则是严格按照时间表完成重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两者在工作强度和压力上完全不同。

香港曾有一档综艺节目叫《穷富翁大作战》，邀请不同身份的富人去体验一段时间的底层生活。

参与者只能带少量现金，不能刷卡，不能动用自己的财力，也不能接受朋友帮助，目的是让上层社会的精英们亲身体验底层民众是如何度过一天的。

最具话题性的那一期，是富家公子田北辰的参与。

田北辰是服装集团的董事长，他的家族被称为“裤王”，他本人在商界和政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体验之前，他坚信自由市场的原则，认为“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并且相信“弱者只要有斗志，也能翻身”。

然而，实际的体验却让他大为震惊。

节目中，他体验了清洁工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多开始工作，至少持续九小时，日复一日地拖地、擦抹和清倒垃圾桶。

午餐时，他想买一盒饭犒劳自己，却发现最便宜的盒饭要19港元，而他的预算只有15元，只能勉强买了个三明治。

和同事交谈时，他得知有些人每天需要做两份工，总共工作17小时。他直言：“这太恐怖了，根本没有人性。”

更让他震惊的是居住条件：他住的地方是一个位于小巷里的1.5平方米小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独立卫生间，整天见不到阳光；地上爬满了蟑螂，垃圾堆积如山，卫生状况比公共厕所还差。租金却要每月1350港元。

按照他的计算，他需要每天工作十小时，并将吃喝预算压缩到极限，连续十四天不能花一分钱，才能支付得起房租。

体验结束后，田北辰坦言，自己完全是靠意志力在坚持，繁重的工作让他感觉身心麻木。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甚至不能保证自己还能保持“斗志”；即使有，也会被恶劣的环境一点点消磨掉。

他说：“这两天我只想着吃东西，完全没有任何期望，什么都不想。我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能吃上一顿好饭……怎么可能去计划下周、明年或者未来呢？最重要的是先解决下一顿饭。”

在这档节目中，很多上层社会的参与者也有和田北辰一样的感受：底层的工作让人没有时间去思考未来，更难以进行积累。

时间被分得支离破碎，体力和耐心被极度消耗，所谓的“自我提升”和“长期规划”，在生存压力面前显得极其奢侈。

回到开头提到的话题：大富豪和大企业家的“终身工作”，与普通劳动者、上班族的“终身工作”，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企业家的工作通常是将信息、社交、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以社交和业务谈判来替代“计件时间”；而普通人的工作，则是通过高强度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换取固定的时薪或月薪，几乎没有什么缓冲时间。

我们并不需要让李嘉诚去做清洁工，只要让他在长江实业的一名普通员工的工作岗位上待上一天，坐八小时录入《李嘉诚传》，也许第一天还可以，但到了第二天，他的腰背肯定就会承受不住。

这并不是在嘲笑企业家，而是想指出：普通工人的工作量和消耗是巨大的；即使是那些精神矍铄的老牌企业家，如果他们被置于相同的劳动环境，也很难承受。

即便他们的精神依然坚强，他们的身体也一定会提出抗议。

因此，当我们再次听到“我一天24小时在工作”这样的豪言时，最好先问一句：你所说的“工作”，到底是哪一种？

是把生活、社交和资本运作融为一体的“教父式工作”，还是要依靠体力和时间，与生存和房租斗争的“底层式工作”？

这两种工作都非常辛苦，但它们的路径和代价却完全不同。只有理解了这种差异，我们才能对辛劳和成功做出更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