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盘人于2025年4月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委任清盘人作为许家印全部资产的接管人。

9月16日上午，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诉请，并作出了一项重要裁决：判令由清盘人黄咏诗、杜艾迪作为接管人，接管恒大创始人许家印的资产。法院同时发出全球财产禁制令，禁止许家印方面处置价值不超过77亿美元的资产。

黄咏诗和杜艾迪两位大名鼎鼎，前者是著名析产大师，曾主持赌王何鸿燊家族遗产纠纷的处理，而后者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

香港高等法院此次批准的接管范围广泛，既包括许家印名下的财产和资产，也包括他控制的公司。

2021年伊始，恒大集团积重难返的债务危机便接连爆发，关于恒大的一场场大戏持续引发公众关注：

许家印被指将恒大财富的巨额资产转移至家族名下，将债务困境留予上市公司。

其本人不惜采取“技术性离婚”等手段进行资产分割，丁玉梅起诉其亲生儿子……

深陷债务泥潭的中国恒大，为延缓清盘程序，曾多次表示将制定新的债务重组方案。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改变最终的结局，恒大于去年1月29日被清盘，于今年8月12日被除牌退市，留下了巨额的债务窟窿。

前一段时间，环环写了有关夏海钧动向付出水面的文章，其身影在美国尔湾的豪宅中被发现，以及背后所牵扯的隐匿资产等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

在那篇文章里，环环提到，恒大退市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司法追索的开始。

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可谓一场早已注定的清算，而且对于中国企业的治理及跨境执行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首先，当许家印名下价值77亿美元的资产被实施全球冻结，意味着监管力量越过公司实体，直接触及到了创始人个人的财产领域。

一般而言，公司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在法律上具有相互独立的身份。然而在本案中，法院认定许家印作为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未能履行法庭此前要求的资产披露义务，不能躲在“公司面纱”之后逃避其应负的责任。

所以，香港法院此次裁决的突破性在于，它实质上挑战了传统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这一根本原则。

其次，恒大债务总额超过2万亿人民币，但截至今年7月，其在境外可变现金额合计仅有2.55亿美元，而清盘人回笼的只有1.67亿美元。

香港高等法院此次祭出全球禁制令这一“核武器”，使得香港法院的判决能够产生全球性的法律效力，而无论许家印的资产位于地球上的哪一个犄角旮旯何。

最后，在涉及巨额债务和可能隐匿资产的情况下，一般性的救济已不足以保障债权人利益，有必要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

针对许家印方面提出的“任命接管人过于严厉，将会干涉私人事务”的抗辩理由，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明确驳回了这一主张。

通常情况下，清盘人的权限集中于公司层面，个人资产的却允许清盘人直接接管个人资产，这一做法突破了清盘程序的传统边界。

同时，法院设立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清盘人必须定期向监督律师报告，并回应其所有合理询问。这一安排既赋予了清盘人必要的职权，也通过外部监督确保了程序的透明性与公正性，防止权力滥用，增强了整体处置过程的公信力。

长期以来，有一些企业创始人将公司视作个人“私人保险箱”，视公司治理机制为可有可无的形式流程。他们随意挪用企业资金，出具违规担保，通过复杂隐蔽的关联交易转移资产……严重模糊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

香港法院此次对恒大债务问题及许家印个人资产的处理，重新定义了企业家的责任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企业家敲响了警钟：

企业架构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一旦公司陷入重大债务危机，实际控制人不能再隐身于有限责任公司之后，而必须为其经营决策、资金使用乃至公司治理的失范行为承担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