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关心】

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给美国财团，遭到香港爱国人士的广泛批评，但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署名文章，称此举是“在商言商”的合理选择，符合股东利益，是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和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安全第一”策略。其观点貌似理性，却回避了问题的本质——在全球化博弈与国家利益交织的当下，超大型企业、财团的行为是否还能简单以“商业逻辑”一笔带过？尤其是当美国公然将商业交易上升为国家行为时，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套现逻辑，不仅显得短视，更在民族大义面前站不住脚。

首先，该作者将长和集团的港口资产定义为“百分之百私人和法人财产”，试图以此撇清国家行为的嫌疑。然而，凡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势而变。以TikTok为例，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并非国企，而是一个在自由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但美国却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迫其出售，甚至直言问题在于“背后是中国”。这并非TikTok主动寻求国家背书，而是美国将其存在上升为国家行为，强加霸权逻辑。同样，华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也因美国的“长臂管辖”和技术封锁而被迫卷入大国博弈。试问，如果TikTok或华为在面对美国施压时选择立即退让，是否就能换来“安全第一”？显然不能。美国一旦得寸进尺，后果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损害的不仅是企业自身，更是整个国家的战略利益。这种时候，“在商言商”的逻辑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反观李嘉诚的长和集团，其商业版图与张一鸣的字节跳动有着本质区别。字节跳动是依靠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崛起的，而李嘉诚的“私企”却长期依赖垄断性质的业务起家——无论是香港的地产、电力，还是海外的港口、电信，都属于社会民生的基础设施，其成功都离不开特区政府的配套支持。长和集团收购的这些港口资产，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涉及全球物流命脉，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节点挂钩。这样的资产，早已超越普通商业范畴。当美国通过贝莱德财团——背后站着美国财政部——试图接手这些港口时，这已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美国国家力量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侵吞。正如《大公报》评论所言，这是一场包装成“商业行为”的强权政治。对此，李嘉诚选择“套现离场”，看似明哲保身，实则是在美国霸权面前主动退让，与TikTok坚持抗争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李嘉诚资料图

《联合早报》文章所谓“以超出估值的价格成功出售”的辩解，更是站不住脚。价格高低并不能掩盖交易背后的战略意图。美国若以此为“范本”，控制更多全球关键港口，再以“长臂管辖”打压中国船舶，中国企业的国际生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这种后果，远非长和集团股东的短期利益所能抵消。李嘉诚若真有“君子”之志，就不应仅考虑“危墙之下”的个人安危，而应思考如何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锋的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资产，难免会被国际对手贴上国家标签。这种标签未必是企业自愿，但当对手以国家力量干预时，企业选择退缩还是抗争，直接关乎民族整体利益。没有一成不变的性质，问题的要害在于时势变迁中的立场抉择。李嘉诚的“安全第一”或许保住了长和集团的短期收益，却可能为美国霸权开了一道方便之门。面对如此大事大义，企业当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