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信守二百年前的劳动价值理论，却很少总结自己走过的路。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及２０１８后的新经济时代，这三个时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这三个时期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在所有制的权重上，有很大的不同，各有各的逻辑，都缺少系统的、权威的总结。

到是承泽论坛讨论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可以说是对前三十年经济模式，做了机制上的调整。

调整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调整了全国统一的从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实际是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多元经济结构，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国营与民营的二元结构，是一个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私有经济并行的经济体。虽然是多元化的体制，但完全是独特的“中国模式”。

西方当然也有国企，但意义完全不同，不能做类比。

西方的国有经济不存在所有制的目标性，也不存在体制安全的问题，因而国营不具有主导性；中国则是党政一体的管理，赋予了国营特定的使命感。

这种二元结构的经济，释放出了民间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但也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边界，所以，我很怀疑承泽论坛的对问题的表述：：“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事实上，它正在遭遇着一场周期性的压力。

二元结构本质是鸟笼中的市场经济，当经济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鸟笼的天空还可以任鸟飞，由此释放出了中国民间资本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当经济进入中低收入陷阱时，我们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陷阱，鸟笼中的市场经济经济受各种形式的约束，无法展开腾飞的翅膀，市场经济的调节工具失灵，三驾马车同时失速，它看上去已经并不那么好用。

鸟笼经济是陈云的提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定位，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邓公的气魄是无与伦比的，令人怀念。

俞敏洪与王志纲在东方甄选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了邓公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十分平常的对话，俞老板的新东方遭遇到了政策之手的雷霆一击，处理得却十分佛性，如今也算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两人的对话很有意思。

俞敏洪提出了一个话题：如何面对未来的四十年？

这是中国语言的一种机智，说是后四十年，当然在语境上是对比着前四十年，因此，它实实在在是对改革开放的一种总结。这个总结被王志纲称之为“邓公遗产”。而这个邓公遗产以极简的方式表述为三个尊重：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人性。

这是一个平常的表述，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大词主义，直白而朴素、充满了人间烟火。

什么叫尊重常识？

常识是意识形态生产不出面包，老百姓要吃饭，国企亏损无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所有城市青年集体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这说明生产力受到了束缚。

于是，经典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经典告诉我们要消灭私有制，而常识关注的是人们要吃饭，如果国企支撑不起来中国民生的天，就要允许老百姓以自己的方式，自己养活自己，这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百业”，这就是中国千年传统中的市场经济。

什么叫尊重规律？

规律是反复出现的东西，改开前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失业？因为经济的运行机制缺少资本的组织与推动力，我们强调劳动创造一切，那是人本主义的表述，实际的情况是劳动通过资本的组织，才有可能创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巨大财富。我们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资本流向哪里，哪里就繁荣。

赶走了资本，只会共同贫穷，而很多人却美其名曰是公平了。

什么叫尊重人性？

人性的本质自私的，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私”，不是在赞美损人不利己，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来到市场打拼，押上一生的身家性命做投资，一定是天下熙熙攘攘为利而来，这是市场经济的理性，胖东来也不能做亏本的生意，他将道德与服务社会揉进了营销，恰好是市场经济竞争性的推动，符合亚当．斯密的为私利而造福于全社会的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

所以，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不能把私人获得与社会服务对立起来，干掉了千千万万的私人产权，公就空心化了，

社会主义的公不应该是剥夺了私的抽象的公，公在终点上必须体现于私，否则就不真实，就成了极少数人的私利的天花板。

改革开放四十年，已经成为历史。

未来中国的方向是什么？是打左灯向右转，还是打右灯向左转，抑或是二者的合题，这一切都无从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路无论怎么走，都应该建立在对历史，当然也包括对经典理论的革命性总结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