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老龄化对创新和产业进步的最大影响途径，在本文看来应该是需求结构的质变。 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购买力，二是生命周期。 对于前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主要体现为围绕贫富分化趋势，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等问题上，而对于后者的理解这主要集中在商学研究。 老龄化对一个现代经济体的冲击主要表现为需求的萎缩，其背后主要不是收入变化而是消费欲望随年龄而下降。 此外，老龄化还将导致消费和投资群体的风险偏好降低。 老龄化的欧盟（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在使用新产品和新模式上呈现明显的保守和排斥态度。 硬件是软件和互联网应用的物理前提，当智能手机不能迅速地在欧盟消费者之间普及的时候，就不可能指望欧盟在软件和互联网应用上战胜美国和东亚。

除了上述三种因素之外，在本文前期的调研和访谈中作者们发现，还有一种常见解释将欧盟在产业上的颓势归因于欧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太过严格。 持该观点的人通常认为，欧盟创新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时综合成本太高，难以适应高速发展且高度波动的产业环境，由此导致许多企业主宁愿以折扣价格卖掉企业也不愿意花时间和成本去解雇员工。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僵化和普遍化，迫使欧盟科技型企业花费了大量资源在适应法规和与消费者的磨合上，而非用于创新和市场竞争。

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本文作者持一定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因为从宏观整体视角来考察劳动者、消费者权益同产业成败之间的关系，上述观点难有足够的经验证据，人们不难找出多个反例来证伪此类观点。 比如二战之后欧盟发展出福利资本主义，但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并没有妨碍欧盟成为 ２０ 世纪后期全球制造业的主要竞争者。 又比如，北欧国家的所得税率非常高，但是每百万人中产生富翁和超级富豪的比例却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上述事实同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相悖，因而提醒我们注意：降低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固然有利于资本和企业，但是有利于资本和企业的政策未必有利于产业生态的健康持续发展，毕竟企业和产业是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合理的产业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对处于幼稚期的战略性产业的补贴和扶持，也包括与时俱进的政策更新以维持产业内的竞争从而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 从金融学中所谓“幸存者偏见”的方法论视角来看，指出哪些因素不是真正的答案，可能比指出哪些因素能解释现象更加有实践意义，故此本文专门提醒读者对福利与产业的关系保持适当的警惕，也呼吁未来的研究借助更多的宏观数据来做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