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人天，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共生智库国际研究院副院长，2011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富国阳谋》，提出相对全面经济学框架。2012年开始在学术界唯一公开长期批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误导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

前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其在中国宣扬的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主要有两个政策建议：一是 国家在低收入阶段不能违背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 国家收入水平提高之后要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在其2012年出版的遵循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称：“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后者反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 （林毅夫，2012：24）

但事实上他应该知道，中国从低收入的1994年就开始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互联网科技产业，当时高收入的美国也才刚刚开始发展。

正好在1994年，林毅夫等一批海归西方经济学博士利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本支持创办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在中国大力推广被他们等同于“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北大国发院创办资料参考链接：我与CCER

并且他们依靠美国资本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支持取得了成功，基本在中国经济学界形成垄断学术资源、排斥其他经济学派的寡头格局，已经达到了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难以在主流期刊发表论文、不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片面数学化方法论就难以发表论文、政治经济学被认为不是经济学、学生就读政治经济学等非“现代经济学”专业要被群嘲等不公平不正常状态。

（强烈呼吁中国企业和基金会以团结和远见精神资助创办中国原创经济学教育科研机构，反击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及其分支的垄断打压，建设公平正常学术环境，联系微信zgjjxcxlm）

然而，标榜实证研究的林毅夫们 应该都知道， 1993年美国人均GDP高达26387.3美元，而中国仅为525.4美元，中国仅为美国的约1.99%。199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1994年6月，中国政府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紧追美国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金卡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推动中国互联网基础建设进入快车道，而当时正是西方用片面比较优势教条欺骗发展中国家安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峰期。中国没有像很多国家那样上当受骗，所以才有中国互联网产业30周年成功史。

而如今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自生能力”，而且还能够杀到美国本土市场，对最符合比较优势教条的美国互联网科技产业构成强大竞争压力。

林毅夫等西方经济学信徒依靠美国资本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宣扬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的30年，恰恰是中国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成功发展互联网高科技产业的30年，是不是很讽刺？

林毅夫，图源网络

此外，林毅夫在2024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言中提到：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产业配套优势，特斯拉在美国发展十几年，最高产量不到3万台，濒临破产，来华之后借助中国的产业链配套优势，第二年就生产48万台，实现逆袭，成为世界首富。

事实上，能够为世界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厂商特斯拉做供应链配套的中国零部件厂商，基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中国采取违背比较优势教条的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例如，为特斯拉提供新能源电池的宁德时代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持续地获得政府高额补助，2020年政府补助在其净利润中占比已接近20%之多。

林毅夫引用中国产业链配套优势和特斯拉的案例，数据如数家珍，显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的经济发展真相。

林毅夫一边夸奖中国的产业链配套优势，一边反对中国为培育产业链配套优势而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教条的“赶超战略”产业政策，这种双重标准是不是非常可笑？

依据片面比较优势理论，林毅夫一方面认定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实行高科技“赶超战略”违背片面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一方面认定中国在中高收入阶段违背片面比较优势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错误的。

林毅夫最喜欢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刻舟求剑”，来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利用公共媒体鼓动中国应该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到非洲。

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史表明，由于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之间的关联效应，放任乃至鼓励产业转移的结果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并且转移范围逐渐扩大，蚕食整个国家产业结构，导致产业空心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经济衰落，例如与中国可比性最强的发达国家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衰落史就是如此。

近年来，中国受到林毅夫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误导，放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 并且已经带动了化工、钢铁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流失导致大规模失业潮和经济衰退，中国正在重蹈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覆辙。

2024年8月15日网友“谷谷观影”视频中的众多深圳失业流浪露宿者

为什么在这方面林毅夫不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史提醒中国防止产业空心化呢？可见，他还是在奉行双重标准。

其实林毅夫作为过来人，显然对真实完整经济史心知肚明。呼吁林毅夫的暂时支持者们，尤其是林毅夫主导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生们，需要加强对真实完整经济史的了解，以便“兼听则明”。

如果还没有因为进入学术利益集团就甘愿自欺欺人，这些本应明智的人们应该基于理性精神询问林教授：为什么要掩盖上述那些不利于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教条的历史？为什么非要罔顾事实把中国发展经验解读为遵循片面比较优势教条？为什么非要人口大国中国照搬西方人口小国的线性发展经验？

事实证明，被林毅夫等海归西方经济学博士们等同于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能解释现代中国的产业协同发展现象。

相反，中国本土原创的相对全面经济学则可以合理解释。

根据黄人天的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中国具有产业链配套能力、政治稳定性、国民企业家精神、国家市场规模、国家内部发展水平梯度、政府产业政策合理性、劳动力素质、民族文化与工业化适配性、本币汇率稳定性、基础设施、信息数字化水平、社会治安、营商环境等多方面比较优势，能够抵消克服工资、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比较劣势，从而能够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相对全面比较优势，因此可以在较高收入阶段继续保留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目前中国最富裕区域之一的浙江仍然保留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强烈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

而在1994年，低收入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互联网高科技产业，是因为具有政府计划组织能力、产业政策合理性、产业链配套能力、国民企业家精神、国家市场规模等多方面要素比较优势，能够抵消克服资本、技术要素稀缺的比较劣势，形成局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相对全面比较优势，因此中国能够集中和引进一部分资本、技术要素发展极具长期战略价值的互联网产业，其所带来的综合产业收益远大于其挤出的那一点符合当时片面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

更何况，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由外资和民间资本驱动，很少需要政府投资。

综上所述，在中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PK中，中国本土原创的相对全面经济学KO完胜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中国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