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馥钰
说起投资,虽然历史相对久远,但成功的投资行为依旧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一个优秀的投资人需要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敏锐的感知度,学会精准把控经济发展趋势,提高抗风险能力以及对行业的认知程度。崔迪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独到的投资眼光和精准的决策能力,为政府产业基金、ABS、FOF、股权基金等多门类投资项目提供专业引领,成为中国市场上首屈一指的优秀资深投资专家。
以多要素尽调方法理论 筑牢基金投资的稳定根基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原理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时的权衡取舍。经济学的定义本身就是研究社会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稀缺资源,如何通过权衡取舍做出决策从而进行资源的有效分配,只有人们正确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选择才会更好地做出决策,而要做好权衡取舍的前提就是要做好尽职调查。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只从一个维度去剖析,那么很可能讲述的只能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尽职调查是掌握较为全面的信息、发现项目或企业内在价值、判明潜在风险的必要步骤,从投资者角度讲,尽职调查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但大多数投资经理依旧会囿于各种琐碎材料,而无法做到从全局上进行把控。
说到全局把控的理论方法,便不得不提到兴业系资产管理公司的优秀资深投资人崔迪。她基于专业性视角独立研发了一套引领行业的全流程、多要素尽调方法理论,为价值发掘、风险发现筑牢基石,为投资决策保驾护航。
崔迪创建的这套多要素尽调方法理论具有明确的目标,充分聚焦目标公司或投资标的的真实信息,涉及业务尽调、财务尽调、法律尽调等多个领域,使得尽调的要素内容涵盖全面。正如价格反映了市场信息一样,投资标的的各类数据也透露出其运营现状和发展动向。全面尽调不仅充分体现出企业管理层的经营能力,更能全方位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税务、法务、业绩等信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高风险问题。

崔迪多要素尽调方法论主要内容
多年来,崔迪创建的这套尽调体系在科技技术、医疗健康、消费服务等板块先后投资了一批优质项目,在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为投资者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以市场多元化手段 实现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突破
近年来,为支持战略重点产业领域以及初创型企业发展,地方政府设立了大量的政府引导基金。截至2020年末,国内已设立2156支政府引导基金,其目标规模总额11.6万亿元(含引导基金和子基金规模),其中已到位资金规模超过4.2万亿元,未来发展空间持续可期。但是传统的引导基金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资本市场的发展环境,也不能充分发挥创投机构的管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作为资深投资人,崔迪始终坚信,即便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基于非市场化,但却更需要用市场化原则运作,才能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影响功能发挥、对症市场需求,也只有转换基金管理逻辑,将基金交给市场管理,才能引导出市场的更大力量。崔迪基于市场化思维,从投资决策和审批流程上创新提出系列优化建议,倒逼政府对引导基金的管理架构进行管理革新。
崔迪在投资决策与运作流程上提出的措施

此外,崔迪还创新性提出弱化干预、贴合市场的一系列具体优化建议,主要涉及反投比例、准入门槛、退出与让利机制、引导基金出资占比调整、投资范围限制、绩效评价模式创新等各个方面。比如在准入门槛方面,提出对申请机构准入范围进行扩大,建议政府在政策要求上有所放宽,同步放开部分地区对基金必须注册在本地的限制,管理规模的认定主体也由“子基金管理机构”扩大至“机构及核心管理团队”,使成功案例的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同时,崔迪在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时期,提出适当调整出资占比的建议举措,具体包括提升引导基金出资比例、降低申请时已募集到位的资金要求、提高超额收益分成等措施,以适应募资困难的大环境背景,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市场化和规模化提供动态决策调整依据。
崔迪专项子基金和市场化子基金定位政策优化引领

由于政府引导基金的出资具备较强的政策目的性,在过往的投资中往往与市场中一般出资人在投资诉求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转型升级、就业带动、税收增加等政策目标的关注,而其他投资者则最看重基金的投资回报。因而在项目选择时,政府引导基金可能由于不符合政策目标而错失了一些高质量项目的投资机会。针对这一情况,崔迪通过对子基金的分类和在产业领域的优化布局,积极推动政府引导基金投向战略重点领域的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由于早期投资风险大、周期长,需要投资机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早期企业成长,崔迪主要站在机构的角度,围绕政府资金的条件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探索“政策性”与“市场化”矛盾的解决途径,提出让各参与方都有“利”可得的合作方式,并成功运用这套系统性方案开展与政府产业基金的合作,为多个基金项目带来了超百亿元的投资。
以多因子动态风险平价策略 追求持续稳健的收益回报
就像利润和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样,高收益常常伴随着高风险。即便是做到了极致的尽调工作,如何通过量化模型等手段降低追逐风口浪尖的冒进、从而获得高性价比的持续收益,一直是行业内针对FOF基金配置的难点问题。
崔迪从国内大型金融机构起步,有着良好的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在量化模型分析方面,逐步建立了适合国内市场的研究体系,成为引领国内FOF产品实践的领航家。作为国内FOF基金投资的先行派,她不仅遵循科学的投资风控体系,更有优秀的历史业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早在2015年,崔迪作为上海某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高级投资经理,在为高净值客户制定全市场投资策略和大类资产配置方案时,就开始研究量化模型在资产配置过程中的实践运用。2017年,崔迪加入兴业系资产管理公司任高级副总裁,她带领FOF产品部门开展量化投资策略研究,成功运用和引领了FOF子基金产品的选择配置。如同立体世界可以用三维坐标来丈量一样,崔迪构建的多资产多因子动态风险平价策略,旨在根据每类资产及投资策略的对应因子敞口进行配置,由于各类资产类别由不同的因子敞口构成,所以底层因子敞口之间相关性更加独立,风险溢价来源更清晰。2020年,崔迪成功运用该策略设计并发行了FOF产品,其产品设计亮点在于自上而下地根据大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相关性、收益驱动因子、宏观及市场风险敞口等因素,构建风险调节后收益高、风险集中度低的策略组合,然后自下而上地结合投资资金的风险收益目标和约束条件,考虑流动性、费用、与策略指数的跟踪误差等因素,遴选合适的基金产品形成投资组合,为投资者带来持续稳健的回报。
随着市场有效性的逐步提升,FOF产品在未来越来越趋向于工具化、规模化发展,特别是在市场波动的行情下,FOF产品凭借其产品设计优势成为投资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崔迪将多因子风险平价策略创新运用于FOF投资中,在严谨的投资框架下,针对资产、因子、策略三个层面,对全市场各类型投资标的进行分散化配置,同时结合战术资产配置与再平衡,在每类资产风险敞口、策略特质风险敞口、因子敞口下实现平衡配置,从而实现最佳的收益风险比。此外,崔迪还对模型做了针对性优化,使其能够及时捕捉市场风格变化,有利于投资者更为明确地配置自己的风格偏好,成为当前市场上极具价值的FOF投资分析和风险控制利器。
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 实现金融资本与绿色产业的融通
截至2021年末,我国银行持有的绿色信贷资产近15万亿元,而绿色债券总量仅为1.62万亿元。怎样持续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建立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是业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崔迪提出,要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金融服务,关键在于把绿色信贷中的相当一部分,通过ABS等工具转变成证券化的资产,吸引社会资本持续投资。
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崔迪积极参与、躬身入局,以资产证券化业务为抓手推动环保企业融资项目落地,将绿色产业金融作为转型发展的新发力点。崔迪所在的兴业系资产管理公司,是行业内最早布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机构之一。“在多样化做精做实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基础上,将资本市场低成本资金有效导入实体经济,并帮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这是崔迪一直以来的理念。2016年,她最早在某污水处理项目上运用资产证券化工具,为企业成功募集到近5亿元的资金“活水”。崔迪引领的本次项目的发行帮助原始权益人实现了在绿色金融领域零的突破,是支持环保生态企业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为保障资产证券化项目的顺利发行,崔迪针对产品结构提出了三重设计方案:即构建基础资产池、进行破产隔离、实现基础资产的信用增级。以信用增级为例,在专项计划实践中,采取了多重方式:(a)证券化分层,即设置优先级/次级结构分层。专项计划设定在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全部预期收益及本金支付完毕之后,方可进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分配;(b)超额现金流覆盖。基金补贴现金流能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足额偿还提供保障;(c)超额利差。初始基础资产池加权平均内部收益与优先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率之间存在一定利差,超额利差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足额按时偿付提供一定的信用支持。
崔迪构筑的这套三位一体的资产证券化方案能够从资产源头上降低风险,在成本控制的最低水平上实现基础资产池的最佳收益,因此持续被同行效仿。在绿色金融领域,资产证券化充当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不仅帮助企业摆脱流动性困境,还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金融市场中的投资方和融资方连接起来,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绿色金融保障。
崔迪提出的这套资产证券化运作方案解决了融资期限匹配、债项信用增强与主体信用等级突破、出表降杆杠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开辟了绿色环保企业融资新渠道。未来,基于环境约束的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已然成为国家战略,崔迪的这套资产证券化工具也将继续丰富我国绿色金融领域实践,并以其独特的优势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作用。
广告